隨筆：陳英鈐教授的重要貢獻與我

 

另一個問題則出現在理論化不足的層次。問題有兩個面向：法律創設與法律解釋的拿來主義、與國際趨勢脫節的危機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台灣的防衛性民主，最少在法律規制的層面，也就是我們賴以持稱台灣「有防衛性民主」的制度設計，出現在七次修憲的第四次修憲中，即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。當然，這條憲法條文的立法，考察立法史，可以發現是為了制衡民進黨而來，只是這條文自從創設以來，始終沒有得到太多重視。對於為什麼其沒有受到重視，自然可以為文討論，但這種經驗的問題，並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。更重要的或許是，我們的防衛性民主，從來就不是為了反省些什麼，不同於威瑪經驗，也不同於美國經驗。在這個歷史時刻，最重要的本土文獻或許便是陳英鈐教授的碩士論文《防衛性民主與政黨禁止》，其寫成時間是民國八十一年，在詳盡的分析了德國威瑪時期的理論爭議後，對於德國基本法的介紹亦相當完整。或許能夠給出的有價值的貢獻，就在於以其為基礎，補足國際上在此之後的學術發展，以及釐清台灣的真實政治情況，即「我國特殊歷史處境」在三十三年後的今日，是否有所差別。

          不得不承認，在存在如此完整的先行文獻之狀況下，能夠做的也只能夠是回應當前的重大社會事件，如統促黨解散，以及省思國際學界所處理的問題，是否以及如何能夠回應台灣面臨的社會爭議。除此之外，就結論與解方上，哈伯瑪斯式的溝通理論和羅爾斯式的交疊共識，是否可能構成？難道正當性一定要繫於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一致決？又，民主與民粹主義的區分，也在這三十年裡風起雲湧，民主是否就是相信人民的共通感決斷？菁英主義的區分與論斷也不無疑問，如果防衛性民主是人民所欲的，則依照其開啟條件來進行的防衛，又如何能夠被指摘為是菁英的？在這裡，憲法理論的闕如使得防衛民主如何被理解和運作，產生縫隙。

          總而言之，能夠做出貢獻之處，便是整理這些年來的學者見解，以及釐清台灣的狀況是否適合以及如何以防衛性民主框架理解。